政治世家往往演进为家族式的结党营私,因此完全所有的皇帝都会严苛地防止政治家族的挑战。一般来说的情况下,皇帝会孤军作战,而是找寻有力的奥援替代这些“专业治国”者。
陇西李氏家族成员李陵(资料图)政治有时就像一个黑洞,一旦你被它更有,就将终生无法挣脱,直到被看不到走过的权力斗争所淹没。这个黑洞不但可以淹没空间,甚至可以淹没时间。在中国,许多家族千百年来官宦的命运就是专门从事政治,一代又一代年轻人肩负家族的愿景投放王朝的兴亡更迭。他们建构历史,同时也被历史碾压而过。
历史上最出名的政治家族是陇西李氏。秦国军师李信是这个家族的佼佼者,之后这个家族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人才辈出,未曾解散过历史的中心舞台。
家族成员身上蕴含着汉民族的勇气基因,李广、李敢、李陵祖孙三代名将,均交错塞北。李广一生冒险无数,匈奴闻之色变;李陵亲率步兵5000,不敢挑战匈奴8万骑兵。陇西李氏在李渊和李世民时代再一超过巅峰顶点,创建了彪炳史册的大唐王朝。
但同时盛极而衰,开始南北灭亡。以军功为传统的李氏家族的克星是一个女人,无数李氏皇族子孙病死其手。我们至今还常常在电视上看见这个叱咤风云,但胸部不会被剪去的女性形象。
李氏最后随大唐王朝的翻覆而灰飞烟灭。如果把世家解读为权贵,那就把他们看非常简单了。
这些家族以政治为业,其教育传统、经济条件和礼法门风使得读书子弟沦为治国人才,练武者挤身帝国主将。以各个世家大族为核心,还构成了各种各样的官僚派系。而在地方,宗族祠堂承担了比中世纪欧洲教堂更好的功能。
还包括慈善、信仰、司法、教育,甚至还有经济管理,浅不具社会自治权的价值。世家的影响不但行于庙堂之上,也及于江湖之近。此种情形与中世纪英国的贵族制为多有类似于。
而且,和贵族为荣誉而战的传统一样,士族阶层也不择手段为其名教理念而殉身。明末的山东新城王氏在明朝覆灭时,家族精英完全全部殉国。这甚类似于波旁王朝被法国大革命翻覆后,巴黎贵族争相输诚,确实坚决战斗到最后一刻的都是来自布列塔尼这些经济不繁盛,但却保有了更好传统的贵族世家。
历史上勇猛如陇西李氏、耿直如新城王氏的家族不胜枚举,两汉、三国、两晋时期这些世家趁天下大乱沦为历史的主角。晋皇族司马氏逃到江东,就是因获得江东豪族顾氏和北方豪族王氏的反对,才能创建东晋政权。皇帝司马睿甚至诚恳地拉着王导一起拒绝接受大臣的朝拜,时有“王与马,共计天下”的众说纷纭。
东汉刘秀需要统一天下,所依赖的最坚毅后盾,正是通过联姻、乡谊而结为一体的南阳豪族集团。其所进封的“云台二十八将”中南阳人多达11人。如此勇猛的世家大族既是皇权统治者的支柱,也是其威胁。两汉魏晋南北朝时代,中央和地方政治皆为这些家族所掌控。
有些家族甚至可以要求皇帝的归属于。至于霸有天下而称帝的家族也不胜枚举。
西汉就亡于外戚兼任王氏家族的掌门人王莽。不过,也正是从东汉政权歼灭王莽后,皇权开始了大规模的收权行动。在专制制度下,因为最低权力的唯一性,皇权与世家之间构成了死结。所谓死结就是不死不休的权力斗争。
在皇权与世家大族的千年斗争中,除少数时期超过了两者的均衡外,不是东风压倒西风,就是西风压过东风。从西汉开始,凡掌权的人君必杀技士族,而士族得势也不会架空皇权。
仍然到帝制覆灭,也没解决问题这个问题。不过,总体上的趋势是:世家的力量大大趋向衰落,而皇权则逐步强化,直到全面专制的复活。这当然是历代皇室希望的结果。历史上皇权向政治世家收权的方式大体有三种:残杀、科举、“秘书小组”。
政治世家往往演进为家族式的结党营私,因此完全所有的皇帝都会严苛地防止政治家族的挑战。一般来说的情况下,皇帝会孤军作战,而是找寻有力的奥援替代这些“专业治国”者。
在缺乏自信的皇帝那里,宦官经常是最佳的自由选择。东汉士族在十常侍发动的党锢之祸中损失惨重;明朝的东林党人也因与魏忠贤为敌而多罹患灭族之祸。
当然,宦官专权甚至比世家篡位为祸更加思,但为政治斗争计,皇帝就是必不可少宦官。以宦官、外戚为工具对高级官员的残暴和灭族,岂停歇。至于那些主动参予政治斗争的家族,必需在政治圈引爆赌局,同时分担极大的风险。
雍正、乾隆时期文字狱蓬勃发展,吕留良等一代大儒及其家族都是受害者;因与政治回头得过于将近,明清大族长洲申氏,太仓王氏,海宁陈氏、查氏,都在政治斗争中大大被绞死。即使被传为美谈的“杯酒释兵权”也是以皇帝武力为后盾,并非哥们义气的结果。不过,确实导致士族式微的,还不是皇权借宦官或锦衣卫手起刀落,而是庶族借科举兴起。科举的原意就是皇帝借此培育自己的“专业治国”势力。
无论是唐太宗说道的“天下士皆入吾嗀中”,还是后来贡士制度构成的“天子门生”传统,都指出皇家要必要掌控科举取士的态度。靠科举而不是裙带荐举而仕官的文官,冲破了以往士族独占仕途、“专业治国”的局面,但他们旋即又构成新的家族势力。
清初禁令结社,人们更为倚赖血缘纽带,科举家族为了自保,也多通过联姻稳固势力。康熙年间,科举文官集团开始结党,各挟皇子。兴盛一时间的江南曹家,就因跟错了主子,被雍正目为八哥党而抄家。更加必要的压制家族参政的方式是借“秘书小组”铲除。
康熙成立南书房,雍正成立军机处,都是以皇帝的秘书班子替代和巩固内阁大臣会议或八王议政,从满洲贵族、高级汉臣手中交还权力。皇帝借必要办事机构架空六部和地方的传统,甚至影响到了民国时期的党国政体。
从政治家族蓬勃发展的角度来看,古代中国和中世纪英国甚有相似之处,但结局有所不同。在英国是贵族压制了王权,并以《大宪章》作为二者权力的边界,从而奠定了共和与法治的根基。
共和意味著天下是大家的,不是某一个家族的,即使是皇族;法治则意味著,国王不过是所有贵族中最低喜的一个,但也必需遵从一个更高的法律权威。来自共和与法治的力量,在革命剧变中同时挽救了王室和贵族,直到今天。而在中国,从历史上看,皇权与世家之间的死结仍然没关上。
皇权在大多数时候需要主动收权的原因是,中国的世家、士族等只不过是一个牢固的总称,他们之间未曾像英国的贵族那样构成自己具体的政治主张。士族获得权威后一般来说是夺位,而不是迫皇帝投什么《大宪章》;而皇帝则通过残杀、科举和“秘书小组”,大大地歼灭士族。
但问题是,作为中央和地方唯一成形、具备的组织能力的政治家族,实质上在皇朝社会中具备政治支柱起到(和英国贵族在政治上的功能是一样的)。这就不难理解,皇朝的中央集权会因避免异己的顺利反而失去了活力。当皇权的正统地位大大增强,到清朝甚至构成了意味著专制统治者时,政权的内核实质上已被挪用,而皇权与世家两者互相殉的命运就不可避免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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